为了掩护赵东黎，党组织经过6个多月的周密安排，在农安给赵东黎安排好落脚点，公开身份是农安“义德增”商店的伙计。

由于赵东黎在东北有个哥哥在吉林伪宪兵二团当上尉军官，赵东黎的母亲也在哥哥家，所以在东北算是有较好的掩护条件。但是想在农安这个敌占区开个新商店那时是很难的，于是党组织在冀东找到了一个做小买卖的人叫吴子荣，他比较支持共产党的事业，曾在热河掩护过我党地下人员，能信得过。吴子荣的哥哥在农安开了商店“义德增”，那年不幸病逝，只扔下他嫂子和几个侄儿侄女，眼看商店就要倒闭，而吴子荣又一心想到农安来支撑这个商店，冀东党组织就利用这个条件，让吴子荣去接替他的哥哥，继续办好这个商店，并请农安县“义顺兴”的掌柜康子元同吴子荣合伙。康子元和吴子荣都是滦县人，和我党冀东党组织均有过联系。“义德增”店铺的经商资金来源，主要靠冀东党组织提供。冀东党组织通过农安的“同和兴”提供经费，因为“同和兴”的财东是滦县安家店的安家，冀东党组织通过安家的熟人将钱通过“同和兴”转给“义德增”。“同和兴”二掌柜的叫陈品卿，是当时伪满农安县工商会的副会长，在农安既有地位又有活动能力，“义德增”这个买卖主要依靠他。“义德增”主要经营杂货兼糖果（用土豆熬糖稀，用糖稀再做糖果），人员有五六人。吴子荣担任经理，康子元为副经理，对外办理一切合法手续均由他二人出面，由他二人掩护赵东黎在农安居住。

赵东黎在农安“义德增”当店员，主要是为了做身份掩护，在农安不搞任何活动，也未曾发展过一名中共地下党员，因为这不是党交给他的任务。

在日伪统治时期，从关内凭空来个人，住在这里是不行的，因为赵东黎原来是东北人，他父亲是滦县人，母亲是东北人，所以他说话口音和母亲一样是东北口音。当时要站住脚，就得具备“三化”，即社会化、群众化和职业化。所谓社会化，就是社会上承认你确实是个守本分、不令人怀疑的人，即得到社会承认；群众化就是和周围的每个人处得很熟职业化就是公认你是个地地道道的买卖人。当时赵东黎本着掩护身份的地方不活动、活动的地方不去求得站住脚的原则，在农安期间只是掩护身份，而活动地点主要是长春、吉林两市，活动完了再回农安。活动内容主要是为组织传递各种消息和情报。出去活动就以购货为名，以买卖人的身份。赵东黎的哥哥家在吉林市，赵东黎从他哥哥那里了解到不少敌伪内部情况。

在农安期间，赵东黎还通过邻居茂林车行的收音机以及商店被强迫订阅的日伪报纸《康德新闻》《兴亚杂志》等了解敌伪情况，获得不少情报资料。另外，商店里为包装糖果从外地购进一批废书，其中有伪满出版的各省、市、县资料（类似县志），赵东黎同志按本查阅，从中了解到不少情报。他还从“同和兴”掌柜陈品卿和管账先生，还有“恒兴东”掌柜朱品大、北街铁器柜副掌柜何会中等人那里了解到不少情况，特别是日伪统治时期农安县的工商业变化情况。

农安县没设过情报站，也不曾设过联络站。那时赵东黎在农安属于驻在员。当时赵东黎住在农安，由于掩护关系条件比较好，所以比较安定。有时也会有日伪警、宪、特人员来干扰，但都是来想从商家捞取油水的。在当时，康子元的外柜专门去对付这帮人，他是商店所住地点的牌长。“义德增”当时归西门派出所管辖，派出所的所长同康子元关系也很好，这就成了保护伞。“义德增”当时和对过的店铺“利新成”关系密切，“利新成”的掌柜经常和县里的上层人物打牌，这又成了一个靠山。赵东黎当时就是在这种关系网中受到保护，所以很安全，未出现任何问题。

赵东黎在农安最大的威胁就是被抓劳工。开始时是几家店铺合伙出钱雇人顶替出劳工，后来劳工要得多了紧了，就没有办法了。但在农安，如果参加日本人在农安县城北门外种植鸦片的，就可以免去劳工。靠着在农安的关系网，康子元把吴子荣和赵东黎都安排在了种植大烟的花名册里，却不用去参加种植，又可以不出劳工了。

1945年8月15日日本帝国主义投降，伪满垮台，农安县成立了临时地方治安维持会。这期间，赵东黎试着同地方维持会联系保护农安敌伪档案和重要财产，他同“同和兴”三掌柜柴守国半公开了自己的身份。柴守国是地方维持会成员，并经常和伪县检察长一起打牌，关系密切。赵东黎准备通过柴守国去联系伪县检察长。这个伪县检察长当时在农安很有势力，他同伪警务科长宋喜清住对面屋，他们俩都是地方维持会副委员长，而宋喜清更是掌握着当时县城的全部武装。经过柴掌柜介绍，赵东黎同伪检察长谈过两次，但因伪警务科长宋喜清拒绝合作，这件事没有成功。赵东黎身份暴露了，在农安不能久留，他便辞别了农安，踏上了新的革命征途。

来源：《档案吉林》 农安县档案馆 王岚